由于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台湾GDP同比下跌25.3%，韩国跌20.7%，新加坡下滑16.4%，日本下跌12.7%。
国际惯例已成为银行收费的一大托辞。近来，某银行湖南分行开始试行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收费。
为赢利不首先想着按照国际惯例提高自身效率，反而把眼睛盯在向客户收费上，令人失望。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已经普遍采用电脑即时监控、全系统信息汇兑以及时间序列定量分析等先进手段，而我们的稽核人员主要靠自己的经验和业务来进行检查——正是监管体系的不健全让许多犯罪分子钻了空子。而那些整天喊着收费的银行的效率呢，动辄几十万员工，连最小的中国银行也有２０多万人，可资产规模相当的汇丰银行只有３万多人。资产充足率是指银行的自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８％的充足率规定是为了保证发生危机时银行也能用自有资产冲销坏账和清偿债务。按照国际通行标准，银行内部的稽核人员应占员工人数的５％。
碰巧笔者最近在读金融专家徐滇庆一系列关于金融改革的评论，从中了解到不少银行界真正的国际惯例信息——中国的银行，为什么不把下面这些国际惯例告诉公众呢？首先在资金充足率上。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人均利润为５万多美元，而我们的国有商业银行大约只有１０００美元。该模式的启动资金，来源于农村集体积累。
对于中国企业家走向全球经营，笔者高度期待。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温州模式在1990年代的几次经济波动中一枝独秀，紧缩和调控不但没有令其消灭，反而愈挫愈壮，短短10年间发展为全球制造业基地，最大温州民营企业的年产值从几百万元增加到几十亿元。当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
到1990年代，企业保险的负担越来越重，一些棉纺国营企业的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比例接近1：1。而陈元如果能够在80年代末走红，他身边的精英智囊层会帮助他在左与右之间，微观与中观之间，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突破点，也可以为北京的改革开放筑起更宽的平台。
在企业家与其直接行政上级的较量中，获得了一支重要的援兵，这就是政府的财税部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创建的城镇集体企业，经过文革，已被纳入到计划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养老金、公费医疗、工伤保险等，当时都是由单位负责解决的，离开了单位也就是离开了社会保障体系。具体操作人、财、物运作的第一线企业家，对于盖一个茅房都要层层审批的原有经济体制，是深恶痛绝的。
譬如说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创建残疾人基金会，为人道主义正名。但是在李肃看来，政府目前仍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在宏观调控中延续了许多计划经济的做法，把民营企业作为优先牺牲的对象。李肃在企业圈里摸爬滚打了20多年，比笔者更有信心。李肃的书没有强调这一点，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史1978―2008》，对于民营企业的法律环境的转变过程，也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
大集体企业职工也端上了铁饭碗，只是比国营企业职工的待遇略逊一筹。而随着项南的落马和89年的政治风波，这些企业改革的先行者也尝到了政治上的苦果。
80年代初中期，致富农民的个人经商又成一波，与城市个体商贩合为一潮。知识精英如果要创办私有企业，必须首先辞职、退职，并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
凡是中国人，都希望李肃的预言能够早日实现。最终，龚家龙锒铛入狱，天发集团被清算。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招标征聘咨询机构，经过与几家国外著名咨询公司竞争，和君创业以100万元的价格取胜进入。第五步，品牌运作，走向世界。到了陈清泰时代，二汽在培育一种全新的大集团文化、大公司文化。电器大王郑元忠、电机大王胡金林逃亡外地后被捕获关押。
198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李肃在第二汽车制造厂调研期间，经历了黄正夏、陈清泰两任负责人的交接，也目睹了两种企业发展思路的利弊得失，他在咨询意见中明确否定了以包代管。
《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1月版）作者李肃本身是一位企业家，由于他从事的是咨询业，且是这一行业的本土元老，又得以结识了更多的企业家。在文革期间，工会的社会保险职能被取消。
一切守法的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大多从微观领域切入经济生活，搞清宏观的不多，具有建立产业政策的中观意识者更为罕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的一篇报告表明，按附加值计算，中国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比国有独资企业高50%，比国有控股企业高33%，比国有参股企业高24%。其三就是温州模式，也是最具有‘草根市场特色和最具意识形态争议的模式。当时实行的从总厂到分厂到车间的层层承包体制，其基本的原理是利润第一、利润挂帅。尽管采用了顶替（未到退休年龄的父母提前退休，空出来的职位由子女接替）之类的特殊手段，国营和大集体企业仍然无法接纳所有需要饭碗的返城知青，尤其是当时被认为出身或背景不清白的人，很难在正规单位找到一席之地。
因为《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只有5种人可以申请开办私营企业：（一）农村村民。李肃在书中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分析道：在黄正夏时代，承包制建立了单纯市场导向的利益文化。
再下来就是官倒时期的红帽子公司以及中关村高新技术牌子下的知识精英创业企业。由于全国800万下乡知青如洪潮一般涌回城市，大批年轻人等待安排就业。
中国入世之后，开始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调整国内经济政策。该模式虽然也有少量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但主体是从个体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这种个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部将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适当发展。温州会议之前，我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推崇者，一直在公有制的框架下设计国企改革方案，在为国企改革创出一条生路而多方尝试，试图创出一套以企业家阶层为主导的非私有化的股份制产权模式。李肃以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为典范，试图写一本30年企业家大历史。而八十年代的‘铁饭碗，通常意味着终身都在一个单位系统内工作，一切升迁调动都听从‘组织安排。
从4600万锭时的砸锭到8000万新锭的涌现，也说明当时从上到下，都没有预想到中国入世后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他还推动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总统把支持中国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发瓜达尔港写入了中巴联合公报。
根据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企业支付，全国总工会和地方工会管理，全国统筹调剂使用。一个区和三条线应由区政府组织开发，……十八片的兴建改建，可采取投标的办法，委托某一实力雄厚的部门或公司组织规划开发事宜。
社会保险变成了企业保险。一是市场的接轨，二是资本的接轨，三是政府经济政策的接轨，四是企业的接轨。